[1] 该案为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．[2]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京行终1872 号行政裁定书，该案入选国家法官学院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著的《中国法院2023 年度案例 行政纠纷》.[3] 伏创宇：《行政举报案件中原告资格认定的构造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，2019 年第05 期．[4] 霍振宇：《举报投诉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探讨—— 兼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方法》，载《法律适用》，2019 年第06 期．[5] 王贵松：《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—— 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局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评析》，载《交大法学》，2016 年第03 期．[6] 何源，《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困境及其纾解》，载《法商研究》，2022 年第03 期．[7] 章剑生：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“利害关系”的判断结构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，2019 年第04期．[8] 赵宏，《保护规范理论在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中的适用》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，2018 年第5 期．[9] 粱慧星：《<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> 第49 条的解释与适用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，2001 年3 月29 日．[10] 王利明：《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》，载《政治与法律》，2002 年第02 期．[11] 李策：《行政投诉案件中原告资格的本土逻辑与实践反思》，载《行政法学研究》，2022 年第01 期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