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1] 沈宗灵：《论法律移植与比较法学》，《外国法评议》1995 年第1 期．[2] 魏治勋：《论法律移植的理论逻辑》，《东方法学》2012 年第1 期．[3] 关于法律移植作为一种隐喻的缺点与现实意义，可参见沈宗灵：《比较法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678页．[4] A.Watson, Legal Transplants: 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, Edingburgh:Scottish Academic Press, 2nd ed., 1983.[5] 例如希腊法对古巴比伦法的意志，罗马法的复兴，英美法律迁移的过程，可参见冯卓慧：《法律移植问题探讨》，载何勤华主编《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》，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19-20 页．[6] 可参见【美】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：《想象的共同体》，吴叡人译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，第81-108 页．[7] 高祥、朱明哲主编《比较法学原理》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9 年，第9 页．[8] 高鸿钧：《法律移植：隐喻、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7年第4 期．[9]《比较法学原理》第361 页．[10]【德】茨威格特、克茨：《比较法总论》，潘汉典等译，北京：中国法制出版社，2017 年，第58 页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