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1] Boulding K E .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.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［J］．1966.[2] 戴利（Daly，H.E.）著．诸大建，胡圣等译．《超越增长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》［M］．上海：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01:47-53.[3] 大卫·皮尔斯著．初兆丰，张绪军译．《绿色经济的蓝图》［M］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.[4] 钟蓝．《2002年中国人类展报告》助推我们选择绿色发展之路［N］．中国信息报，2002-07-03.[5] 谷树忠，谢美娥，张新华．绿色转型发展［M］．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6:06.[6] 黄寰，刘登娟，罗子欣．西藏自治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对策思考［J］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（人文社科版），2019,40(03):126-129.[7] 陈思杭，雷礼，周中林．环境规制、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——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［J］．科技进步与对策，2022,39(10):52-60.[8] 张治栋，陈竞．环境规制、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［J］．统计与决策，2020,36(15):114-118.[9] 张英浩，陈江龙，程钰．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——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［J］．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，2018,27(11):2407-2418.[10] 马珩，金尧娇．环境规制、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：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［J］．科技管理研究，2022,42(06):201-210.[11] 李毅，胡宗义，何冰洋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应分析［J］．中国软科学，2020(09):26-38.[12] 高翠云，王倩．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［J］．资源科学，2020,42(04):776-789.[13] 车磊，白永平，周亮等．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［J］．地理科学，2018,38(11):1788-1798.DOI:10.13249/j.cnki.sgs.2018.11.006.[14] 郭炳南，王宇，张浩．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吗——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［J］．广东财经大学学报，2022,37(01):58-74.[15] 李金培，徐丽群，唐方成，张珩．公共交通服务效能如何影响城市绿色经济增长？［J］．经济与管理研究，2022,43(06):90-105.[16] 曹雅茹，王群伟，周德群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绿色增长：作用机制与南北差异［J］．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，2022,10(15):1-27.[17] 吴武林，周小亮．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［J］．中国管理科学，2019,27(09):183-194.[18] 刘锡良，文书洋．中国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环境责任吗？——基本事实、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［J］．经济研究，2019,54(03):38-54.[19] 谢东江，胡士华．金融杠杆与城市绿色经济增长——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［J］．经济问题探索，2021(11):150-163.[20]周杰琦，徐国祥．全球化对绿色经济增长是“诅咒”还是“福音”？——基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的分析［J］．财贸研究，2020,31(08):14-27.[21]苏丹妮，盛斌．产业集聚、集聚外部性与企业减排——来自中国的微观新证据［J］．经济学（季刊），2021,21(05):1793-1816.[22]李玲玉，郭亚军，易平涛．无量纲化方法的选取原则［J］．系统管理学报，2016,25(06):1040-1045.